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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史话话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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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8 11: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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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史话话宜春
袁赣湘

       大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二十日,正在南书房值班的翰林院侍读王士祯,得到了康熙皇帝赏赐的御笔亲书大学堂联一副。联曰:“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联语并非康熙皇帝原创,而是撷取一位唐代诗人描摹一座城市的佳句。
       唐朝末年,诗人韦庄为避战乱,四处漂泊。龙纪元年(889)冬,韦庄由衢州入江西,准备西往长沙。行至袁州,不料被这座“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的美丽山城深深吸引,于是起了入居此地的念头。也不知什么缘故,诗人韦庄未能如愿,只得留下“何事却骑羸马去,白云红树不相留”一声长叹,又踏上了西行之路。
       机缘不契的韦庄走了,但有许多宦游此地的人物却留了下来。尤其是担任过袁州刺史的官员,中唐以后,诸如卢挺、苏球、汤迪、邓璠、李游、揭镇等,卸任后均未回归原籍,而是举家落户于袁州首邑宜春县。这就是唐代迁徙文化史上出现过的“宜春现象”。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嘉平节,袁州刺史苏球率僚属观猎于宜春县东石室山,探游山腰一溶洞,洞中钟乳石奇特。其时,洞未有名,苏球乃题之曰“乳洞”,并命从事鲁受(状元易重同科进士)为文记之。致仕后,苏球未返老家四川眉山,而是定居于“乳洞”之东的胡溪里,也就是今天的袁州区彬江镇苏家村。
       今袁州区南庙镇集镇,古为宜春县集云乡嘉田里。唐朝时,一位名叫汤迪的袁州刺史任满后举家隐居于此。汤迪,世居句容县进贤乡忠信里殷家巷口,曾官金陵节度使,因事谪守袁州。汤迪卒,葬于城南仰峰。因其治袁有方,袁人感其功德,立庙祀之。这就是旧时遍布宜春县城乡的“太尉庙”。时至民国,不仅宜春县署后遗存有汤迪的庙宇,而且南庙、竹亭、鸾坑、新庚、刘家源等乡村也有汤迪的神祠。
       唐代名将李晟,本陇西洮州临潭人氏。以平定朱 QQ截图20190618114158.png 之乱,收复长安而爵封西平郡王。李晟第十子李宪,官洪州刺史,家居洪州西山。李宪有子七人,长子李游,长庆四年(824)进士。大和三年(824),李宪卒于岭南节度使任所。时李游官袁州刺史,奉旨迎柩葬于宜春县红花仰。其六子赴袁奔丧,依冗居于袁州城中沙子巷。兄弟七人之后裔形成了遍布赣西的李氏“西平堂”七大房系。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商安人邓璠出任袁州刺史。在任兴学化民,有古循史之风。诏令再任。这位“六年惠泽及黎氓”的袁州长史,去官后不忍离开袁州,而是择址于宜春县东白苍山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六世后,一裔孙迁居安福,其后裔又辗转迁徙至四川广安,出了位伟人叫邓小平。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广东揭阳人揭镇以军功出任袁州刺史,任内劝课农桑,财用富饶。增筑罗城,浚治壕堑,敛不及民。卸任后,未归揭阳,而是举家定居于袁州城中铁炉巷。后徙城西乌山。今明月山风景区温汤镇境内的揭姓人家,基本上都是揭镇的后裔。
       唐代袁州刺史中,也有自己不曾留下而让其子孙徙居繁衍宜春的。唐德宗朝宰相柳浑,尝于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任袁州刺史,后入朝为官。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叛将朱泚作乱,占据长安。柳浑隐匿终南山中,与其子柳希琨失散。不意其子竟远遁千里避难于袁州。贞元三年(787)柳浑拜相,其子却未回到父亲身边。之后,成了今袁州区慈化镇柳亭柳氏之开墓始祖。
       择居宜春,贻福后世者,莫过于唐德宗时期的袁州刺史卢挺。卢挺,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卸任后未归原籍,而是于宜春县北一个后来称之为“文标乡”的地方择地而居。其子务农,其孙业儒。到了曾孙这一辈,出了个状元名卢肇。以诗书发迹的卢肇,离别了偏远山乡,将新建的府宅安置在袁州城北的秀江之滨。咸通六年(865),其子卢文秀又进士及第。
       有唐一代,为什么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选择放弃原籍而迁居宜春呢?读读北宋袁州知州祖无择初至袁州对宜春的第一印象,大概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祖无择贬官袁州,“其始至也,见城郭井邑在迤逦众山之间,如图画屏障。使人清趣自生,俗虑都去”。登上南门城楼,观风问俗,眼前是一派“一方安堵山无盗,千里鸣弦士有文”的祥和景象,不由不为“习远浮华气俗醇”的宜春风情留下由衷的赞语。当年的韦庄,路经宜春便想入居于此,因为他遇见的宜春,是一个“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的宜春。
       早在隋代,论及风俗民情,对于袁州这方水土,史家给予的圈点是:“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数百年后,南宋状元张九成道经袁州,又给予了“儒风之盛,甲于江右”之评语。自古以来,宜春每以风俗淳美而誉满江南。
       古人将风俗淳美之乡称之为“仁里”。“仁里”一词,语本《论语·里仁篇》。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有知?”意思是:与有仁德的人居住在一起,才是明智的选择。进而,荀子又曰:“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因而,“择仁而居”历为迁居者之圭臬。
       历代徙居宜春的人物中,将择居理由解释得最为详尽的,莫非明朝首辅严嵩。严嵩本袁州府分宜县人,在分宜钤风已有宅第。年老了,想建一座“恩车堂”安享晚年。选来选去,选中了袁州城西。理由有二:首则宜春风俗淳美,次则宜春山水秀丽。严嵩在《恩东堂记》中是这样叙述的:“首者,夫子之训以里必择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风气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由勤生,稻鱼笋果蔬之利足以自资,故重违其乡。溪流湍急,大舟不得进,四方工巧奇扉之货不至,故民不见可欲。士俗忠朴,鲜嚣伪嚣犷之习。盖庶几所谓仁里者矣。而其冈峦回拥,林壑映带,云烟寂而泉石嘉,乳郭井邑若在屏障图画之间,又有足乐也。”
       不知是否受到严嵩的影响,明崇祯年间又有一位高官在袁州城中宜春台下建起了一座规制宏敞的大宅,以供挂冠闲居之所。此人便是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分宜人钟炌。
       无论是宦游袁州唐代长史,还是身居庙堂的明代高官,他们的眼中,宜春始终是一座宜居城市。之所以宜居,因为这座城市正是儒家圣贤所推崇的“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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